两天时间，贷款到账，任强的购车梦提前实现了。作为一名雇佣货车司机，四川成都崇州市白头镇五星村村民任强做梦都想攒钱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货车，哪怕是二手车。今年初，任强发现村口小超市旁的村服务室新挂了一块“金融服务站”的牌子，便将贷款买车的想法告诉了工作人员。找银行贷款买车的事，此前他不是没盘算过，但总觉得麻烦。没想到，这一次成都市农村商业银行的客户经理主动联系为他办理了贷款手续。
去年6月，计划中的2733个“金融服务站”开始被陆续植入成都全域村级公共服务体系。彼时，距成都成为全国首个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市刚好一年。不久前，成都“农贷通”平台正式上线运行，数十家金融机构入驻，上万条涉农经营主体的征信数据入库。至此，一张线下线上融合发展的农村金融改革路线图逐渐清晰。
农村金融服务供给素为世界性难题。于中国而言，既有农村产权体系不完善的制度阻碍，也有金融资本天然逐利的市场偏好，更有农业投资周期长风险大的现实考量……症结错综复杂，成都开出的药方疗效如何？日前，本报采访组走进成都，走访相关部门、金融机构、农业企业、种植大户等，一探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之究竟。
两个“率先”奠基础改革试点定成都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对加快迈向现代化的中国“三农”巨人而言，金融供血尚远远不足。2016年，中国社科院发布《“三农”互联网金融蓝皮书》称，2014年我国农村金融缺口达3.05万亿元。
作为都市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村改革的排头兵，成都近年来同样面临农村金融需求增长与供给乏力的矛盾。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范瑞平多次指出，成都要构筑都市现代农业新高地，必须完善农业科技、农村金融等社会化服务，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
2016年成都全市土地规模经营率达56.7%，大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金融内生需求正前所未有地被激发出来。”成都市农业委员会副主任潘斌表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资金需求尤为迫切。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营管部副主任李宏伟表示，与农业龙头企业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普遍存在生产经营规模较小、固定资产少、可抵押资产缺乏等特点，金融机构对其评级、授信、贷款以及监督难度更大。
“钢架大棚一亩上万元，土地整理一亩数千元，土壤改良一亩上千元……砸下数百万元的农业项目，到了银行却都不是有效抵押物。”回忆起多年前跑贷款吃的“闭门羹”，都江堰市兴农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蒯世军仍止不住摇头。
为推动农村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作为“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成都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其中两个“率先”尤其值得一提：2008年伊始，以“还权赋能”为核心，成都在全国率先拉开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大幕，为推动农村资产与金融资本对接奠定了基础；2010年，成都出台农村产权抵押融资总体方案及相关管理办法，在全国率先打开了农村产权抵押融资的制度闸门。
在此基础上，成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农业生产设施所有权等共11项农村资产相继得到确权，更加多样的农村产权抵（质）押方式陆续出现。
2014年11月，成都高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9栋智能设施大棚的《农业生产设施所有权证》为抵押，争取成都农商银行2000万元贷款，为四川首例农业设施抵押融资；2015年7月，成都崇州市集贤乡骏景泥鳅养殖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静收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崇州支行发放的15万元贷款，这是成都发放的第一笔农村养殖水面经营权抵押贷款……
在大力拓展农村有效抵押物范围的同时，成都还针对新型职业农民开发系列“信用贷”产品。其中，“农业职业经理人证书信用贷”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与信用贷款结合起来——农业职业经理人被评定为初级、中级、高级、优秀、“十佳”等，最高评级可获得100万元信用贷款支持。
然而，供需缺口仍然存在。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调研摸底后认为，该行支农再贷款的全部数量，再加上商业银行按1.5倍配套的贷款量，仍远不能满足农村实际资金需求。
201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银监会等部门联合制定《成都市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方案》，正是希望成都先行先试，在关键领域、重点环节取得突破，以基本实现城乡金融服务均等化。
“这次金融改革试点来得十分及时，也十分关键。”成都市金融工作局副局长程桦表示，成都近年来进行的一系列农村改革和农村金融创新探索，为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奠定了基础，是极佳的改革“试验田”。
线上线下促对接
攻坚还需综合策
农村金融改革，很难！
成都市常务副市长谢瑞武总结了农村金融的5个难点：农村产权制度不完善；农村金融业务开展成本高；农村信用体系不完善；农村抵押物偏少价值偏低；农村金融引导政策不到位。
正因为此，谢瑞武表示：“虽然农村金融改革是单项改革，但应该用综合思路来改，突出试点的战略性、整体性、系统性和民生性。”
2015年12月，由成都市领导挂帅，确立了由农委、财政局、金融办和央行成都分行为成员的专项联席会议，建立了金融系统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联动机制，明确了相关各方的突破方向和重点工作。
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实招相继出台。央行成都分行营管部提供8亿元支农再贷款和8亿元再贴现资金，用于支持村镇银行等中小银行机构增强放贷能力，引导降低融资利率。通过增设村镇银行、对农行三农事业部进行达标考核、支持农民合作社开展资金互助等一揽子措施推进金融组织体系完善。同时，借助成都“两权抵押”试点契机，进一步支持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方式，如在温江区探索“土地经营权+花木”打捆抵押，郫都区探索“集中居住农房”抵押等。
今年4月25日，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贯彻协调发展理念，建设城乡统筹示范城市”的战略目标，将农村金融改革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7月30日，经过崇州、彭州、都江堰三地先后搭建“农贷通”平台试点一年后，成都市级“农贷通”平台正式上线。这个由政府主导建设的农村金融综合服务平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整合农村产权、农业政策、农村金融等各类资源，具有农业政策咨询、产权流转服务、融资供需对接、金融风险分担、信用信息共享等多重功能，系统接入工行、建行、农行等20余家金融机构，提供“一站式”线上融资、保险对接服务。
而在线下，按照农村金融服务站、农村产权交易服务站、农村电商服务站“三站合一”模式，目前已有2000多个“农贷通”金融服务站被植入村公共服务体系，在为线上平台提供有力支撑的同时，也成为信贷供需对接机制中最贴近农民的服务平台。
这张农村金融服务大网很快引起了金融机构的兴趣，深耕农村金融业务的成都农商行是第一个响应者。今年，该行计划入驻50%以上的金融服务站。
去年6月，“农贷通”综合服务站入驻崇州市白头镇五星村。村民李凤所开的超市就在服务站旁边，开朗热情的她被成都农商行委任为“金融联络员”。
经过培训后上岗的李凤，除了帮助村民取款、缴费、跨行转账、网上购物外，还向村民收集融资需求、讲解相关政策。目前，像李凤这样的金融联络员成都全市已经聘请了2000余个。
在成都农商行三农金融部总经理助理李家宇看来，生活在乡村熟人社会的金融联络员，除对贷款人品行、能力等软信息的搜集具有天然优势外，还能更好地发挥引导示范作用。“40岁以上的农村居民仍然喜欢用存折，要推广手机银行难度可想而知。”李家宇认为，金融联络员正是突破口。
为了鼓励和引导更多金融机构参与“农贷通”平台服务，成都市拿出真金白银出台一揽子政策：金融机构在农村每增设一个网点可获补贴5万元；在村服务站设立ATM机等自助设备的每台补贴两万元；通过“农贷通”平台开展农村产权抵押贷款的银行、开展担保贷款业务的担保公司、开展贷款信用保证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最高可获得50万元奖励……
此外，为了保证“农贷通”真正“姓农”，成都专门制定了平台支持目录清单和负面清单，农业生产项目，农产品加工类项目、基础设施项目、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项目等均可享受不同程度的贷款贴息。
配套支撑破两难
金融生态得改善
“风险大导致贷款难，成本高导致服务难。”成都农商行副行长成明先的农村金融“两难论”在业界很有代表性。
为了破解高风险、高成本两难，成都通过“四个一”，即一个风险资金池、一个信用数据库、一个农村产权收储公司、一个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为农村金融构建起信用支持、资产处置、产权流转三大支撑体系。
分摊风险，设立涉农贷款风险资金。为解除金融机构的后顾之忧，成都依托“农贷通”分别设立农村产权直接抵（质）押融资风险资金、惠农贷风险资金、保险公司信用保证保险风险资金，最高可分担金融机构最终损失的80%。目前，成都市及区（市）县两级风险资金池已超过6亿元，已到位首期资金1.7亿元。
信用支撑，建立涉农主体信用数据库。信息搜集成本高、农民信用信息缺乏等，让不少金融机构面对巨大的农村市场望而却步。为此，成都以新型经营主体为信息采集对象，按照多维度的指标体系，建立信用信息数据库。目前，已采集1.4万余户新型经营主体信用信息，并通过“农贷通”平台同步向金融机构开放。
处置资产，组建农村产权收储公司。囿于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仍处于培育阶段，一旦出现不良贷款，如何处置抵（质）押的农村产权就成了十分棘手的问题，这也直接导致了农村产权在金融市场不受待见。2016年10月，成都成立农村产权收储公司，旨在补齐农村产权融资服务链的“最后一环”。该公司董事长张庆告诉记者，截至今年6月，公司累计收储涉农不良债权务计5432万元。
流转顺畅，推动农村产权入场交易。2008年，成都市农村产权交易所在全国率先挂牌成立。经过近10年的发展，成都农交所已经初步搭建起市县乡三级农村产权流转信息发布和交易平台，完成超过万宗的农村产权交易。“严谨规范专业的交易规则、交易流程、交易监管、纠纷调处和风险防范机制以及丰富的投资人资源，为最大限度挖掘农村产权市场价值提供了保障。”成都农交所总经理冯鑫表示。
“四个一”落在实处，成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得到优化，资源配置环境得到改善，农村金融持续创新长效机制得以构建。农产品仓单质押贷款、财政惠农补贴担保贷款、集体资产股权抵押担保贷款……在一系列政策、体系、机制的支持下，金融机构参与热情高涨。
今年，崇州市燎原乡梓乐村种粮大户易华强就用刚确权的猪场及粮食加工设施为抵押，从成都农商行贷款50万元。而前几年，因为缺少可抵押资产，他虽然顶着“全国种粮大户”的光环，却仍难解资金之渴。
“减少了担保环节，融资成本更低了。”易华强告诉记者，该笔贷款利率不足5%，还可享受80%的政府贴息。
截至8月末，成都市通过“农贷通”平台发放涉农贷款800多笔，共3.93亿元；信用贷款由5天缩短为两天；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办理时间比之前节省1/3。
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采访中，参与各方向记者反映，目前农村金融改革中，还有一些亟须破解的难题。
以“两权抵押”试点为例，从2016年1月到2017年6月末，成都参与“两权”抵押贷款试点的3个区县，累计发放贷款超过15亿元，改革成效显著。而未被列入试点的其他区县只能选择“曲线救国”，在宅基地使用权不得抵押的法律条款下，只能以确权的农村房屋进行抵押。然而，随着“宅基地使用权证”和“房产证”两证合一工作的推进，这条路也被堵死了。
除此之外，相关配套制度上也有待进一步理顺和完善。如探索开展一站式涉农动产融资登记试点工作，让农民少跑路，数据多跑路。
转载自中国农业新闻网
